汉纪十五 孝昭皇帝上始元元年（乙未、前86）
武帝初崩，赐诸侯王玺书。燕王旦得书不肯哭，曰：“玺书封小，京师疑有变。”遣幸臣寿西长、孙纵之、王孺等之长安，以问礼仪为名，阴刺候朝廷事。及有诏褒赐旦钱三十万，益封万三千户，旦怒曰：“我当为帝，何赐也！”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长、齐孝王孙泽等结谋，诈言以武帝时受诏，得职吏事，修武备，备非常。郎中成轸谓旦曰：“大王失职，独可起而索，不可坐而得也。大王壹起，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。”旦即与泽谋，为奸书，言：“少帝非武帝子，大臣所共立；天下宜共伐之！”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。泽谋归发兵临，杀青州刺史隽不疑。旦招来郡国奸人，赋敛铜铁作甲兵，数阅其车骑、材官卒，发民大猎以讲士马，须期日。郎中韩义等数谏旦，旦杀义等凡十五人。会瓶侯成知泽等谋，以告隽不疑。八月，不疑收捕泽等以闻。天子遣大鸿胪丞治，连引燕王。有诏，以燕王至亲，勿治；而泽等皆伏诛。迁隽不疑为京兆尹。
（对于此段，我相当的怀疑。刘旦所图谋的可是皇位，而皇帝得知后，却只是一句“至亲，勿治”的解释就草草而过，这么简单？）
五年（己亥、前82）
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，自谓卫太子；公车以闻。诏使公、卿、将军、中二千石杂识视。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。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。 丞相、御史、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。京兆尹不疑后到，叱从吏收缚。或曰：“是非未可知，且安之！”不疑曰：“诸君何患于卫太子！昔蒯聩违命出奔，辄距而不纳，《春秋》是之。卫太子得罪先帝，亡不即死，今来自诣，此罪人也！”遂送诏狱。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：“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、明于大谊者。”繇是不疑名声重于朝廷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。廷尉验治何人，竟得奸诈，本夏阳人，姓成，名方遂，居湖，以下筮为事。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，谓曰：“子状貌甚似卫太子。”方遂心利其言，冀得以富贵。坐诬罔不道，要斩。
（我对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这种伪太子案，总是困惑不解。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，总会被揭穿，却又不绝于史书。按照风险和受益来看，伪装成太子，除非是一个大型的集团指示，来营造所谓的名分，如此才有可能获得利益，如果并非如此，只就个人来说，几乎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却偏偏有着诸多的偏执狂，去如此做，去如此行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）
六年（庚子、前81）
后陵复至北海上，语武以武帝崩。武南乡号哭欧血，旦夕临，数月。及壶衍单于立，母阏氏不正，国内乖离，常恐汉兵袭之，于是卫律为单于谋，与汉和亲。汉使至，求苏武等，匈奴诡言武死。后汉使复至匈奴，常惠私见汉使，教使者谓单于，言：“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，足有系帛书，言武等在某泽中。”使者大喜，如惠语以让单于。单于视左右而惊，谢汉使曰：“武等实在。”乃归武及马宏等。马宏者，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，为匈奴所遮；忠战死，马宏生得，亦不肯降。故匈奴归此二人，欲以通善意。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：“今足下还归，扬名于匈奴，功显于汉室，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画，何以过子卿！陵虽驽怯，令汉贳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奋大辱之积志，庶几乎曹柯之盟，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。收族陵家，为世大戮，陵尚复何顾乎！已矣，崐令子卿知吾心耳！”陵泣下数行，因与武决。
（对于爱国，我有着太多的困惑。我们被教导了太多，要求一定要对国家表示出忠诚。但却没有人来划定，国家应该如何去做，才是值得我们爱的。权利和责任应该要划等号，国家凭什么要求其民众无条件的去承担责任，而没有相应的权利对应。比如苏武，道德行径确实值得钦佩。但苏武所爱的汉家天下，真的就值得他用个人的悲剧去爱护吗？国家真的对的起他？国家对不起个人的话，个人可否背叛国家？我们被要求的爱国，是因为真的发自内心的情感依托，还是贪图地域方便？生在中国就一定要爱中国，生在美国就一定要爱美国吗？）
元凤元年（辛丑、前80）
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余辈，多赍金宝、走马赂遗盖主、桀、弘羊等。桀等又诈令人为燕王上书，言：“光出都肄郎、羽林，道上称，太官先置。”又引“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，乃为典属国；大将军长史敞无功，为搜粟都尉；又擅调益莫府校尉。光专权自恣，疑有非常。臣旦愿归符玺，入宿卫，察奸臣变。”候司光出沐日奏之。桀欲从中下其事，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。书奏，帝不肯下。明旦，光闻之，止画室中不入。上问：“大将军安在？”左将军桀对曰：“以燕王告其罪，故不敢入。”有诏：“召大将军。”光入，免冠、顿首谢。上曰：“将军冠！朕知是书诈也，将军无罪。”光曰：“陛下何以知之？”上曰：“将军之广明都郎，近耳；调校尉以来，未能十日，燕王何以得知之！且将军为非，不须校尉。”是时帝年十四，尚书、左右皆惊。而上书者果亡，捕之甚急。桀等惧，白上：“小事不足遂。”上不听。后桀党与有谮光者，上辄怒曰：“大将军忠臣，先帝所属以辅朕身，敢有毁者坐之！”自是桀等不敢复言。
（汉昭帝也不糊涂，年仅十四岁就能做出如此清晰的判断，所以后期的改变就耐人寻味了。）
李德裕论曰：人君之德，莫大于至明，明以照奸，则百邪不能蔽矣，汉昭帝是也。周成王有惭德矣；高祖、文、景俱不如也。成王闻管、蔡流言，遂使周公狼跋而东。汉高闻陈平去魏背楚，欲舍腹心臣。汉文惑季布使酒难近，罢归股肱郡；疑贾生擅权纷乱，复疏贤士。景帝信诛晁错兵解，遂戳三公。所谓“执狐疑之心，来馋贼之口”。使昭帝得伊、吕之佐，则成、康不足侔矣。
（“执狐疑之心，来馋贼之口”。此言甚是。从历史的经验来看，从来没有那一个皇帝是完全因为谗言而做错事的，多半是自己内心已经有了一些判断。比如高宗之于岳飞，绝对不是秦桧进言就会十二道金牌的，只是高宗不愿意岳飞继续北伐，而借秦桧手阻挠而已。虽然阻挠与皇位也许不一定有关，但自己心理的认识却难消解。）
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：“楼兰、龟兹数反覆，而不诛，无所惩艾。介子过龟兹时，其王近就人，易得也；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！”大将军曰：“龟兹道远，且验之于楼兰。”于是白遣之。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，扬言以赐外国为名，至楼兰。楼兰王意不亲介子，介子阳引去，至其西界，使译谓曰：“汉使者持黄金、锦绣行赐诸国。王不来受，我去之西国矣。”即出金、币以示译。译还报王，王贪汉物，来见使者。介子与坐饮，陈物示之，饮酒皆醉。介子谓王曰：“天子使我私报王。”王起，随介子入帐中屏语，壮士二人从后刺之，刃交匈，立死；其贵臣、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，“天子遣我诛王，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。汉兵方至，毋敢动，自令灭国矣！”介子遂斩王安归首，驰传诣阙，悬首北阙下。乃立尉屠耆为王，更名其国为鄯善，为刻印章；赐以宫女为夫人，备车骑、辎重。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门外，祖而遣之。王自请天子曰：“身在汉久，今归单弱，而前王有子在，恐为所杀。国中有伊循城，其地肥美，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。”于是汉遣司马一人、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。臣光曰：王者之于戎狄，叛则讨之，服则舍之。今楼兰王既服其罪，又从而诛之，后有叛者，不可得而怀矣。必以为有罪而讨之，则宜陈师鞠旅，明致其罚。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，后有奉使诸国者，复可信乎！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，不亦可羞哉！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，过矣！
（对于这个部分，司马光和王夫之都有不同的论断，只是两人的意见相左。就我认为，政治关系从来不管道德，只关乎利益，傅介子所为，和道德无关，只是在处理国家大的时候的一种小手段而已，而从获得的利益来看，也暂时能够满足汉朝对西域的威慑，所以不用苛责。至于王夫之的论断，却走入一个牛角尖，说什么夷狄之辩，却未免太过偏颇了。）
